自然

年三十的晚上，打电话给一个挪威朋友，问她在北京做什么，她说：包饺子，看春晚。我说：“春晚不好看。” 她大笑着说：“没办法，这是传统嘛。”

我突然有点囧。春晚成为传统，以及春运大军的现象，都是这个时期的中国春节特有的标志，前无古人，未来持续到何时也并无权威的预测。我只能自信自己有朝一日成了家长以后，必将在自家的地盘里，把众人呆坐着看电视里盛世欢歌的环节省掉。至于春运所承载的走出家乡的追梦者，却大致逃不掉一代一代出去回来的宿命。

春晚导演哈文是对的，对于同一时间在包饺子、哄孩子、搓麻将的观众而言，春晚只是一个陪衬，但她说因此节目质量有待观众认真看了重播才能评价，我却不大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观众春晚上演员的衣服饰品、或是观众中的“睡觉姐”，关于春晚的新闻占据着节日新闻的头条，我却感到无聊和茫然。

问题是，不看春晚，除夕夜还能做什么？

就这个有着浓厚家庭团聚意义的节日而言，可悲的是，我够不着传统，也不适应现代，甚至没有游子归家后看一切都很美好的眼。春节的团聚并没有解决家庭关系中的隔阂与火药味。在和谐社会的空气里，我们都跟着CCAV自欺欺人的高兴的嗑瓜子，仿佛一切都很美好。

我喜欢翻来覆去看菜头最丑的照片，它呲着牙，露出潮红的牙龈上一块黑色的胎记，永远像一块没擦下去的脏泥儿。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它以一种怪异的姿势，扭着身子一动不动的仰面躺在沙发上，眼睛半掩成吊眼状，嘴半张着露出一排歪歪扭扭的黄牙。

上一个冬天，方兄跟我...

我是不是固执，还是矫情？我想停下来看看，竟然不容易了。

他写了一封信，

她不想再唱歌了，

它趴在窝上喵喵叫，

铊进了河水，带我们去坟墓。

1960年11月26日，爱新觉罗·溥仪拿着他的选民证。他说：“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从这块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

我相信这位末世的皇帝，面对覆灭的王土上这个新的国家，若非纯粹，也必有部分的真心，怀着兴奋想要接受一种新的生活。从他“接受改造”的各种经历里，从他被清算的恐惧里，生长出一种压过了不安和软弱的情感。

人们宽恕了这位吃里扒外的伪满皇帝，因为他们有“对领袖的无限信仰”，和“看透了一切的自信”。他们相信未来。

从那些拾金不昧、拼搏奋斗、大公无私的种种故事里，从那些优雅的、朴素的、坚定的、礼貌的人身上，溥仪也相信了未来。

重新开始。这简直是极致的诱惑，尤其对那些记忆里有着血腥的欺压和鞭笞的人。现在，那些明亮的脸庞上涌起了新希望。航向光明的船载不动沉重的仇恨，于是欢喜的人们纷纷抛弃，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用不着了。

他们像耶稣的信徒卸下俗世的重负。共产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宗教。他们甚至有理由带着传教式的信心“解放台湾”。

我试图体会那个时代，隔着随后而来的那些疯狂的、肃杀的、纷乱的、迷茫的年代，我试图体会那个时代的上空，洋溢着怎样的欢喜。凡人终于拜倒在基督的脚下，那一瞬间，他们想要做新的人，而且他们能做新的人。

若溥仪得以延长生命，他将如何描述今日的乱象？他也许早已看透新与旧之间真正的逻辑，他也许也要怀疑，什么是一个现代的中国？

今日，尽管没人仔细研究什么是一个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但我们凿山断河的气魄尚在。我们不再用“压迫”一词，但面对新的压迫，我们有“草泥马”式的调侃，但仍有时扼腕失声。

今日，大洋彼岸我们曾经咒骂的帝国主义国家正躁动不安，新的反抗者的宣言里，竟充满了我们字典里曾经的词汇，“压迫”、“剥削”、“资本家”.......而这一次，这岸的我们却沉默着。

如果能扫除一切重新开始，那也许仍是这个时代最极致的诱惑。

一个男人在电线杆上贴了一张办证广告，一个穿着校服的男生过去把它揭下来。贴广告的男人正在旁边的电线杆上贴，他见了，走过来，贴了一张新的。他好像故意，一眼不看一旁的男生。男生手里还捏着胶水未干的小广告，仿佛不存在一样尴尬的站着。然后他走了，跟同行的同学说：“你看，没用。”

从男孩上去揭广告的那会儿，我就停下赶路，一直看着。我想上去跟男孩说点什么，我看着他离去总觉得失落。但我欲言又止。

一个孩子大概总会从书本或是什么别的地方逐渐形成对是非的判断，那也许无关自由、公平、责任的大概念，那也许只是类如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实在损害了城市的环境，当然，也许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完全看不到纠“正”的必要。但若只当他是一个出于好意的孩子，我忍不住想要指出周遭的冷漠。他正在尝试将他理解的是非与正义付诸行动，但不到一分钟，一种不动声色的冷漠让他看见了现实。他没有勇气再揭掉另一张广告。

我会说他明白了是非，但他还没明白人性吗？

然而我同时感到了自己的懦弱和分裂。

何为实践正义？有时那不是在研讨会和报纸上口诛笔伐一个政府、一个体制的丑恶，也不是用法律的力量去争得了为恶者的低头，那也许有时只是在地铁里去提醒不排队的乘客。

“你看，没用的。我明白人性。”

但有时，另一个我，几乎无来由的真的过去说出口。

今天，这个横在出门道上的男人对我尴尬的一笑，但不动。他说“没事”。

此时，我觉得自己像极了揭小广告的男孩。我得到的是冷漠。而我甚至没有一个同伴与我分担尴尬。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明白人性吗？那么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也许让不排队的男人丢了面子，而那男孩子也让贴广告的男人丢了面子。人有时候要面子不要道理。这个时候实在更不适合谈理性，那太不近人情。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环保组织再也不能指着别人说你你你，要如何如何。他们不仅要注意别站在道德高地居高临下而让人难受着，甚至要学会宽容和低微。

尽管我不会用过分激烈的语言指责一个不排队的人，但我愿意更温柔的说出我的要求吗？我们理性上能理解人们行为方式背后的逻辑，因而小心的表达宽容，但一对一“单挑”的时候，我能抛开骄傲、抛开“正义”的优越感，给足了一个插队者的面子吗？我真的要为了这样一件小事而违心的磨练耐心吗？如果是更厌恶的行为，难道还要压抑愤怒吗？

我开始羡慕我强壮的男性朋友过去拍拍他肩膀的彪悍。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地铁工作人员的制服，于是我没有权威，我便渴望另一种力量吧？难道所有人都非得成为特瑞萨修女吗？

今天的男孩没有勇气揭掉一张小广告，明天他是否有勇气阻拦一个公车扒手？即使不在乎丢面子的小偷，同车的乘客会冷漠的对待他吗？

当我问D,“你认为自己是否被爱？”我意识到这是个残忍的问题。但我忍不住想要把对话推向深入。我甚至还觉得，即使小心避让，也并未必令她轻松。

她当然回答“No.”

我总想要鼓励点什么，振作，坚强，这就是生活，等等。

然而我说不出。

我以为，有些沉重，若无亲历，则永远无法体会。并非人人有可爱的家庭、爱人和朋友。幸福来自心灵，幸福也有其条件。

孤独，是彻骨的寒冷。在缺少认可也缺少爱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伴着孤僻、猜疑、软弱和固执，像暗黑色的胎记烙印在手心。面对他者的命运的悲凉，我也软弱无力。我无力提供廉价的鼓励。

爱你自己，即使被上帝抛弃。

别无他路。

我看着自己裸露的胸脯，在水中起伏，在温泉蒸腾中，月光也许映在我脸上。暗夜无星，唯有一轮皎月，在稀薄的宇宙空间里，与地球无声的对望。她召唤着海洋。

海洋像婴儿一样起伏，呼吸。

我有了新的发现。

白色的浪花身后，有如变形虫一般游移的黑影。

海面倒映的月光，好像闪烁的奇异的电火光。

而全世界笼罩在黑暗的浓雾里、分不清海天边界的时候，如同混沌宇宙的新生。

在Esalen的一个月，我几乎放弃了拍照和探险。

除了在厨房一日6小时的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个人呆着。在草地上、温泉里、山石上，或者meditation room. 每晚睡前我会躺在床上，对着上铺的床板发呆。在我的视线中央，有一句话：Love is the answer. What was the question?

我每天咀嚼着我的孤僻、离群、叛逆、骄傲、卑微、爱、游离，和无所谓。

从我躺着的地方望出去，有一家三口团座在草地上。他们的屁股跟我的视线平行，身体因而显得高大。小娃娃坐在妈妈盘起的腿上。我仿佛想起昨晚的梦境，又用力回忆，终于彻底失去了它。干脆闭上眼，仰面朝着太阳。正午的阳光像是被谁用力的压在身上，风却是软的。

耳后偶尔有窸窣的谈话，是一个坐在草地上晒太阳的中年男人，讲起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他的女人和儿子懒懒的听着。我这才想起这个园子的身世，那里原本有血雨腥风、厮杀与抢夺，有跳动的烈焰和坍塌的木梁，这继而又关系到民族的颜面和列强的横暴。我才想起来这园子还有一个名号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但男人却又转而讲起夏天的知了。我蜷起来，草在我面前如同丛林，蚂蚁快速的跑去。我想不起小时候，甚至想不起昨天了。我眯着眼，只看见头顶的树枝上，缠着一块嫩绿色的破布，高高的飘在风里。

《大脚印儿：见证奥运阴影下的2008》 关军

2000年申奥成功的时候，我上初二。7月13日的晚上，我坐在床上看直播，我妈在一墙之隔的厨房做晚饭。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我其实好像都没听清楚。只知道电视里人都狂叫起来。我开始在床上狂跳——在十几平米的家里，只有床的面积容许我在上面跳。我跳了好一会儿，电视里的狂欢还没停，我已经累了。坐下来，发现心里并不真的很兴奋，没劲的朝厨房看去，妈炒菜的声音跟刚才没有区别。

8年以后我上大三，奥运来了。我已经22岁，谈过恋爱又分手，常常想自己以后做什么终于慢慢看清了路。那年，我给奥运会转播公司打工，工资是干同样工作的外国同事的不到一半。不过我没太在意，我沉浸于亲身经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得以看到光彩之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还想着拿挣到的第一笔工资买一台相机。

刘翔比赛那天早上，我买了《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是“刘翔VS罗伯斯 猜不透的结局”。惊叹于央视专门提前设计的刘翔夺冠之后的节目：如刘翔届时顺利卫冕，他将迅速乘坐一辆全镀金奥迪A8轿车以最快速度从“鸟巢”体育场到达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同时，空中用直升飞机进行跟踪航拍直播。

但我不能理解他们说的刘翔承载着“十三亿中国人的梦想”，那只是一些民族主义者的集体意淫。他起码不是我的梦想，至少我相信也不是我妈的梦想，我妈的梦想是菜市场不要钱，同时自己变瘦。

那时我很高兴可以天天和美国、爱尔兰、希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事瞎侃。有一次Freg笑的躺在了地上，表演了LOL，而我装男人的声音说话也让他们笑喷。但Dimitri有一回还是表情忧郁的对我说，奥运会开幕式上有军人升旗不太好。“奥运会不该跟军队扯上关系。”我笑了，Dimitri，你不知道我们国家军民一家亲。

我每天面对海阔天空的可爱的同事们，想起同胞们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的集体意淫，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就像自慰被人逮住。我庆幸他们不认识中文。

在遇到重大使命时，我们常被要求“讲政治”，所以我当时觉得整个国家正经历着一场怪异的政治运动。读了关军的书，我确信这一点。这是一场没有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每个人都被要求牺牲自己（当然，主要是没办法的人），甚至不由自主的亢奋起来。于是中国惊艳了全世界。

我们惊艳了全世界，但44岁的赵宝琴在春运中如难民汹涌般的广州火车站，落下重伤而未能踏上归途；家被强拆的景雪被以“流氓罪”判处劳教一年；金晶被民族主义者奉为“天使”又骂做“汉奸”。

但这毕竟是盛世里的“政治运动”，因此才有像艳照门这样以摧残肇事者和受害者的精神为代价的全民娱乐，才有充满喜感的奥运会的造假和奥委会的妥协。甚至当看到国家体育总局体操馆里的标语“上级逼，下级逼，互相逼，自我逼。不吃苦中苦，难有大突破。不经逼中逼，难上冠军台”，你原本生出的复杂情绪仍挡不住几乎要喷饭的笑声。

这一年，有人将全部积蓄（70万元）用来制作“中华龙点火器”，有人把《孙子兵法》刻在2008枚印章上，其家庭因此负债累累。这一年，我们经历雪灾、地震、拉萨事件、抵制家乐福、火炬接力受阻、金融海啸、问题奶粉。这一年，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把我们带向了何处。

关军写了2008年的中国，就像他说的，“这一年，更像是一个过分迷信戏剧冲突的编剧的剧本，而不像一段真实的生活。”就好像把一根香肠横切下一片薄片：那些曾牵动着国人的神经的故事凝固在纸上，虽然还不是油印的纸（这书目前还没能出版）。这薄片让我们得以窥见当代中国迷乱的万象里，是什么在躁动不止，又是什么给我们光荣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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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兄告诉我，24日一趟从深圳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名持有“白金卡”的男子要求升舱未被满足，就在起飞前说身体不舒服，要下飞机。最后机长广播请乘客全部下飞机，当次航班取消，情绪失控的乘客将其拉出来暴打。

我遇到过不少不讲理的人，却从没看到过这样江湖式的报应。我发现，我的第一反应是，活该。

然而我看了视频，发现聚众的人群围着嚎叫的男人暴打时，我的脊背发凉。那打人的场景眼熟。我想象里曾经出现的四十年前的那场政治运动里，充满了这样的镜头。而这次，我似乎参与了暴民的“义举”，虽然只是柏拉图式的。

其实我还不至于惊恐，这大概是人人有之的体验，否则战争就不是奇事。我们本能的觉得对待蛮横不讲理者，唯有动武是痛快而有效的。唯有理性——区别于激素驱动的第二反应，能帮我们看清楚，行侠仗义的逻辑，将带我们到何方。

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看到一个成年人类身体里全部的激素被盛放在一个小小的汤勺里，而同一个人的全部血液，盛在一个量杯里，大概有4升多。那个展馆帮参观的孩子认识人体。但我看着那粘稠的红色液体，和那一小勺白色粉末，感叹的却是，二者的联系意味着多少关于死亡的故事。

我从缝隙里看到前排座位上的乘客正在读的书页，看出来那是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那书，我三个月前在去曼谷的飞机上读完的。现在，在去伦敦的飞机上，我读了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很快就成了多余的行李。我读完，看窗外，正经过白雪覆盖的新西伯利亚平原。那偶有的裸露的黑地，和雪地相间着，如同水墨。

活着。那个农民的故事让我喘息困难。就好像昨天在雪地里骑车到方兄家，站在门前突然心脏难受的坐在地上。胸中有一种憋闷却碰也碰不得的卡在那里。我相信余华并没想让人轻松而超脱的体验这个故事。他只想让人跟着喘息并舒缓不得之后，体味到活着的达然是如何炼就。

我想起以前同时看≪中国@影帝@ WJB≫和≪东北黑道二十年≫时，那种强烈的对比感受。我在余华的序言中找到了共鸣：

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我想，这并非意味着贬低批判的意义，也不是混淆善恶的分别。只是当我想到人性的多面，和时间的波浪里，命运多么的被动，无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我就心生出对一切的悲悯来。

2010年最后一天，环保部驳回了重庆绿联（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就紫金矿业污染问题的复议申请。

此前一周，东莞麻涌垃圾焚烧厂环评公示，5万反对票莫名“蒸发”。

此前半月，大连漏油事件殃及的40多名养殖户为了损失索赔，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访的路。

纵观2010年中国环境事件，无论是政府大刀阔斧的节能减排、迅猛发展的新能源国家队，还是紫金污染、大连漏油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抑或是愈演愈烈的垃圾焚烧、转基因稻米争论，公众始终面临尴尬，无力形成有影响力的呼声。公众仍难以参与公共决策。

解决环境问题，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能指望企业随时随地心怀社会责任。根本的，乃是政府改变“包办”思想，给公众以有效的参与权，让公众的声音成为真的声音、公众的压力成为真的压力。

......

在沙溪，我住在一个叫做“马圈”的旅馆。每日晒着太阳，与同住的几个客人闲扯，却除了后来一同去大理的雅婷，几乎别的什么人的名字也没记住。倒是记着旅馆老板的三只狗：Fish，玛丽和罗喜。

我们总是唤着它们的名字，调戏着它们，一个上午的时光就过去了，同时阳光已经把胳膊腿晒得发痒。玛丽和罗喜体型巨大。罗喜是一只黑的藏狗，他卧在我脚边，忽然侧过来，把头枕在我脚上。罗喜这样毫无隔阂的待我，让我觉得感动。

早上我出门去拍晨景，也有一只白色的狗一直跟着我，我觉得它有所希求，却因自己连一丁点食物都没有而感到后悔。我在河边拍那日光，也拍了它忧郁的眼神。后来旅店老板告诉我，它是一只怀孕的母狗，希望找一个主人。

来沙溪的路上，我在长途车上看黄仁宇的《长沙白茉莉》。他问，强权的西方为何把社会治理的井井有条，而讲着仁与礼义的我们却一团混乱。我一路在看这个原本奋斗的小伙子，如何混迹于上海的十里洋场，这分明就是黄仁宇自己的写照。

一个不怎么说话的邻座小伙子递给我一个爽歪歪，在我正鼓着双颊吹起枕头的时候。下车前，他留给我大把的零食。

在沙溪，我吃着饵丝和米线，把这故事讲给从泸沽湖辗转而来的雅婷。随后，我们在炉边烤火，又在太阳下晒，在村子里骑行，在大理的街上被各种艳丽的色彩诱惑。

在大理的酒吧，我点了一杯名叫“和吧台员做爱”的鸡尾酒，她的那杯叫月经。

在大理，我们住在“懒人回家”旅店。旅店门口摆摊的大叔每每向路人抱怨压力大、日子难过。“小妹，你说能靠谁呀？”他说。我和雅婷私下常常嬉笑着模仿他的语调。但见他，我只是说“靠自己”。他对我的回答显出惊讶。

感客多情，这是沙溪的白族人家门框上的字，对联的横批。当我坐在大太阳底下，想着自己，想着那些过客，那些故人眉宇间的忧郁，那些故去的和现如今的情感，好像都映照着感客多情。

在大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一然堂吃素菜。我忽然看到侧面的玻璃上映着一段字：自在随缘。我想我找的就是这个。我虽然老是用禅的精神消解多情的困扰，却仍需要这类短促简练的提醒，告诉我别固执着。

我惶恐的走着，想着要幸福，却刺伤了别人。

愿我们平静的度过风浪，

愿我们心安理得的擦干眼泪。

愿我们畏缩逃避的，不是爱。

愿我们头也不回的走向的，是幸福。

我感到恐惧。海浪轰轰的巨响，白浪像无形的蛇袭来。我觉得海浪要扑上来吞噬我，就好像它吞噬过很多家园和陆地。

但它停在了我脚前，变成温柔的抚摸。

一个人，站着夜晚的海面前，我感到恐惧。海不是蓝色。海天的交界线是无边的黑色。让我想起死亡。但我是冒险家，恐惧诱惑着我，所以我决定一个人来。

很冷。远处的海上漂着一个暗红色的东西，不知是人还是一条发光的鱼。我看着它，很久。它总也不过来。我觉得自己要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过去，看个究竟。同时，我会被海水淹没。

这很不真实。仿佛充满了暗喻的大海在我面前。我只有沉默的听自己的呼吸和海浪混起来，然后只剩下海浪，在我背后。

阿姆斯特丹机场的二十四号登机口，在走道的尽头。我的耳机里放着一首歌：Nothing happened.
距哥本哈根的热火已有一年。
先是诺贝尔和平奖风风火火的搬给了巴拉克•奥巴马，算是对其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国际事务上开了空头支票而提前表扬，甚至有人说这样总...

10月4日到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天津举行。很多讨论是关于中国的杰出行动。没有人讨论，惊人成绩的背后有怎样的付出，也许因为它们当然的跟气候变化议题无关。

6日的一个关于技术转移的边会上，一位来自中国环保部的官员在问答环节向日本谈判官分析：联合国会议是缔约方会议，责任的担当在各国政府。所以在技术转移方面，政府应当对那些因为知识产权受损而不愿公开技术的企业付费，也就是从企业手中买来先进技术，拿来提供给需要它们的发展中国家。他接着说，他相信如果他跟中国政府说，中国政府定会如此买得技术，发给需要的国家。

日本人有些尴尬，只说这种直接补贴的模式没用过，得慎重。

更早时，发改委某谈判官透露，天津的会议是之前各国推脱无果而被中国挺身承担起来的。各国政府都不愿再花钱办会，而中国谈判官“为了使谈判能进行下去”，主动承担了办会。如此，我们便有了这场有着昂贵的餐厅和堵塞的网络的耗资600万美元的重要的天津会议。

中国的努力有目共睹，这却并未令我感到骄傲。社会的转型成本究竟有多高？看看我们的分配制度，在看看我们的低碳振兴，其冷热之分令人五味杂陈。孰轻孰重，尽管各有各理，但心中仍不免怅然。

一日采访某环境交易所，一日又聆听某美国环保组织大赞中国的风能增速。

但是我问，身为国企的环交所，何以用说不清道不明主人的资产，“敢为天下先”的做上“未来碳交易市场”的培育者，夸耀着自己“无私”的响应国家的政策，不吝着资金回报率。

而占据风能的五大国家电力公司，凭何奋不顾身走在市场前头争风圈地？又充满理解的哀民企的“不敢为天下先”？

中国领跑了低碳未来。

中国问美国，凭什么要我报告减排的数据？而我想问，政府又凭什么成了低碳未来的领跑者？中国346亿美元的新能源投资一举占据了G20国投资总数的30%，而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五大电力公司。他们又何以如此阔绰大方？在其他国家政府为动员社会低碳转型而焦头烂额之际，中国何以大刀阔斧，所向披靡？

你大可以对在贫困、失学、陋室、病患无医中挣扎的民众说，这是为了这个国家未来的规划，说今日的牺牲换来明日的富强，但借无知与单纯，回避那些似乎永也不容触碰的阴暗与污秽，未来再好，现在再好，我也不能确信，那日愈渐进的富强的美梦真的与我有关。

       我知道试图找到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采访有点自不量力，尤其是想到我的证件还是NGO而不是媒体注册。

在沃尔玛买菜。跟一阿姨分买一整只冬瓜。见她在挑洋葱，我问：“洋葱有啥营养？”阿姨答：“可以减肥啊，还对眼睛好。你看新疆人很少有戴眼睛的......”我问：“那洋葱怎么挑啊？我一般就看外皮不太蔫就行。”阿姨答：“对，看皮儿就行。”我问：“那都能怎么做呢？”阿姨说：“可以炒，也可以凉拌。”

我不太能确定关于新疆人的那个证据，但其他的就差不多就成为了我的知识，省去了翻阅菜谱的工序。

我高中时写作文，全社会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歌颂伟人时，我写了一篇《再见，伟人》。我觉得当朝对邓伟人为国为民的热烈赞颂，正反映了他们自己的衰弱，更何况他们果真就用冷漠对待着社会的种种不公。十几岁的我没读过什么正经书，但我本能的质疑一切热烈的情绪，本能的认为专制是坏的，本能的向往自由、民主和美。

我跟老刘说，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难理解的概念，只要是自然活着的人，能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对社会形态的向往都不会相差太远。

无论是对洋葱的认识还是对整个社会的期待，都是用本能去接触世界，得到一些的认识。

因此余JIE的文章中写到北京三十五中的学生见到总理所表现的三生有幸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紧接着描述了美国学生见奥巴马的情绪竟然那样平静甚至不屑。

究竟哪一个情境来自于本能的召唤而非强夺人意？

你可能会说是后者。毕竟有时非得付出若纳粹当年那种的努力，才能让人战战兢兢的献出掺和着恐惧的尊敬。但陈冠中写的那部小说《盛世》，让我不那么坚决。某些时候，人们多么需要权威的统治，而多少人，臣服于宗教，和全知全能的神，仅因为软弱的灵魂需要依靠，才能走完坎坷的生命。

因此我开始犹豫，自由的斗士，是否错怪了人类这种矛盾的动物。他们，可能也包括我，纠结的，归根到底，只是自己的不满。并非所有的自由和对它们的需求的程度，都应该推己及人。

教师节，正好看到余JIE写的一段话：

在每一個教師節，我們更需要思索教師的職責是什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在《知識分子與市場》一書中指出：“好教師不是以他的知識面寬、講課條理清晰或者學生們的課堂反映好而著稱......他的任務是激發學生對知識的真誠的好奇心，逐漸灌輸一個學生的良知——傳授知識的過程中的大量冒險行為和高尚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