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Edge

 

罗伯特·卡帕穿行于战火硝烟之间，但他不是一个战士。他勇敢也怯懦，他爱美酒和姑娘。他开玩笑，打牌，跳伞,躲避子弹。他拍英武的战士，也拍流血的尸体。很多次的出生入死，向他预告了自己的结局。但他大概在天堂里，给上帝讲自己的死亡，也要像从前那样的轻描淡写和不紧不慢，再带上几个玩笑。

卡帕的语言，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人。他的照片，粗糙却不矫饰。他经历着最残忍的事情，却没有迷茫和绝望。

罗伯特·卡帕说：“炮弹在我头顶飞过，迫击炮呼啸着，士兵们尖叫着，那半履式战车也发出又高又刺耳的嘎吱声。”他说：“我把头埋在树叶里。太阳照得我的背暖暖的，我希望那些声音只是鸟儿在空中飞舞唱歌。”然而真正的卡帕，一次次的把有着温暖的阳光和鸟儿歌唱的日子抛在身后。他也把安适的房子和热恋的姑娘抛在了背后。

那些是美好的，却不是生命所系的、令人不能自拔的想要去接近、去发现的东西。


一个人，若渴望体验生命中最震撼人心的情感，他应该到接近死亡的地方去。

儒家的成功，它的魅力、它的僵化、它的失败，都来自同一个核心，这就是它的伦理行为结构。确实，儒家成熟的仁爱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讲求和谐与实际的处事原则，都是成功的。但它本身却是先验的，不允许批判的，它是一个扼杀个性的保守主义体系。儒家的伦理核心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的，它是圣人先贤的遗教。孔孟的“仁爱”、“仁政”，程朱的“天理”、“道心”，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等级尊卑，是实现“仁”与“仁政”的不容检验的出发点。正如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这个出发点是至高无上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承认某种理论学说和道德规范里有着不能检验的核心，那它迟早就会沦为迷信。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

须知东西的学术思想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见得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东家所有，西家所无，只因为时势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东家，东家也不配夸耀于西家。何况东西所同有，谁也不配夸张自豪。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知文明之制作，在文庙秉笔之文士而不在原野执戈之武夫，则知创造文明之工具，在居守司馈之女子而不在逐兽于田之男子也。 ——康有为，《大同书》

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邓小平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繁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爱》

创意并不是要让人惊异它崭新的形式和素材，而应该让人惊异于它居然来自于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不断地开发出这些创意才是真正的设计。 ——原研哉，《设计中的设计》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四川省名，乃因于嘉、沱、岷、乌四江，而涪江不与焉。但涪江自江油以上，本已非大江之规模，而尤溯源至六百里，可见欲成大河者，必长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长，则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荡奔腾之日。基愈固，则人生事业愈不敢限其将来。但世俗只见，长江必出三峡，始惊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始佩其英雄。长江上源，在崇山峻岭中与顽岩怪石冲激之时，谁亦不加重视。人在艰难困苦荆棘榛柸里苦斗之日，何曾有人愿加以援手？此种成败论英雄之俗见，最易丧失青年奋斗之勇气。惟自奋斗者本身言之，大可“闭耳不闻俗人话，专心一志奔前程！”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闷热了一天，雨终于惊泻而来。闪电里骤然明亮的天，衬出摇晃的松树的剪影。雷震的窗框哗哗的响。我看书有些累了。一本汪丁丁的《记住“未来”》让我的头晕更进了一层。

于是我趴下来。头发遮住了我的眼睛。我透过发丝的缝隙，望见阅览室另一侧一排一排的书架。那里有许多旧书，披着朴素的近乎土气的外皮，跟漂亮的新书放在一起。它们中的一些是十足的老年人，絮叨着过时的经验，并且还带着不可理喻的阶级热情和偏见。然而，若想用最舒服的方式，聆听真正的自由与美，想阅读朴实无华却振聋发聩的文字，还得到这些老人家中间去寻。

有些书是永远年轻的，有些却披着时代赠与的外衣迅速的老去，或者，从未年轻过。

人也是如此。

2008.7.4.北工大南图书馆二层，趴着写就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想来想去，只能怪自己被曹昇惯坏了。这次，曹三公子明显开始为读者拔高了：文言文和英文都加了进来。而我，像是个从B班调到A班的学生，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应。

我以为，英文的加入多半是用来活跃气氛的——除了少数由于用英文表述更为贴切的引用。对此，我是能够接受的，毕竟没有涉及到太过复杂的文法和艰深的词汇。但是，大片的文言文，让我多少有些吃不消的。不要因我读不懂文言而讥笑我浅薄——我想，借助书柜里那本尘封已久的古汉语词典和努力回忆初中和高中语文课堂学到的古文常识，我也能勉强应付。然而，我本打算像从前那样，在旅途的疲劳和工作学习的间隙中，靠它来轻松的伸展思维的，现在，过去的好日子没了。我先是以为，曹昇的这部书，最妙之处便应是读来容易、思来有味的。没想，这“读来容易”，是我自作多情了。

下面仍要说说这书的好。有了前部的铺垫，对曹三继续的旁证博引没有太多的惊讶，但是实事求是讲，这正是《流血的仕途》的核心竞争力。透过文字，看到思维的张力，人物饱满而真实的性格和血肉。

然而终结版里，李斯老了。大概因为李斯老了，所以激情没有了，曹三对之的着墨也少了。这让我这李斯的粉丝多少有一点忿忿。不过也只好忍了，毕竟讲的是秦帝国，李斯周围的一干人也不是凡人，光芒堪与主角争辉也是情理之中。不过，这并没有给内心失落的我更多的安慰。

不过这一部读下来，确是让人愈发体会到流血的仕途之无情与残忍。吕不韦、韩非、李牧 、蒙恬......这些活着便是要被人膜拜的人物，都死了。秦王，这个一统六合、万人之上的皇帝，穷尽余生以求不死，却偏就死的这般凄辱。

而李斯的死，为这悲情留下了绵长的余音。

难以忘却的一幕是李斯被腰斩的情景。只那一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便是要教人断肠。

在改变话语的结构上面，电视的确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尼尔·波兹曼有些话说的有点危言耸听，但总的说，我同意他对电视的看法。

无论传播什么样的信息，电视的“无语境”的特点，有时候，很容易让人联系到“亵渎”。事实上，事情的确是如此发展的。

想验证波兹曼的观点，是很容易办到的——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电视的控制之中。事实上，在决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和家人坐在餐桌前共享晚饭，此时旁边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关于某无辜的女孩得了罕见的病症却无钱医治的节目。这顿晚饭安静的有点无聊，没有人在意电视上在说些什么，尽管我们都清楚的听到了这个悲惨故事的完整陈述，然而的确如波兹曼说的——这些丝毫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也许餐桌上的人更关心今天的菜有点咸了。

更糟糕的是，电视以不允许观众过多思考的单向形式，强行为我们灌注了关于外面的世界的一些事情，把我们锤炼成了由于见过太多悲惨、残忍、离奇的真实故事，而难以真的在乎和关怀遭遇不幸者的人。这好像“狼来了”的故事。于是关于刚才那个女孩的节目，被我们无意识的记住的用处，也许更可能是作为与人交谈无话找话时的谈资。没错，我就记得有好几次，我给别人讲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罕见的病例。

电视给了我们信息，让我们不必体验他人的痛苦，却可以讲述他人的痛苦。而结果却是，好像我们见的多了，一切都不过是发生在电视上而已。

我们是电视讨好的对象，因而，电视节目更像是表演。无论电视节目发展到今天，如何的走向真实——真实到仿佛偷窥一般的展示摄像头前的言行，终归如同表演。这让我想起了电影《Trueman' World》。在表演式的谈话和报道中，我们无法严肃起来。当然，正如我在开头说的，事实并非如作者说的那样糟，一些节目在有责任感的制作者的努力下，的确积极的影响了社会。但不可否认，整体的影响是糟糕的。

究竟，我们将很多事情演化成表演的能力，是不是电视培养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并不简单。但电视改变我们的话语结构的效果，显然可以与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相比。

下面是什么？在尼尔·波兹曼的时代，电脑还只处于普及的初期，互联网的影响力更是微弱。波兹曼关于电脑影响的评价，也只停留在电视的附属品上，显然不足为奇。然而时至今日，在电视的影响力仍然不减的情况下，互联网显然已经走向了影响文明的地位。我是受网络影响多于电视的一类人——一天不用网络是罕见的，但一整周不看电视倒是很常见。原因很简单：互联网上有远比电视和任何纸质媒介更丰富的信息，它更加自由、互动和个性化。而许多电视节目也可以在线观看，完全不必拘束于时间的限制和对广告的头疼。

现在，如果尼尔·波兹曼仍然认为人类会娱乐至死的话，也许互联网也能为此添加助力。与电视不同，互联网的确是交流思想的有益平台，但同时，它也的确是娱乐的天堂。这里，我们不再是傻乎乎的被表演愚弄的大众，但同时，我们也都成为了表演者。当然，表演的形式也产生的变化：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将自己隐藏在文字、图片、页面的背后——我们用字节展示虚拟的自我。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这种话语权的扩张更迅速蔓延。网络，是我们娱乐自我的方式。博客、论坛上的发言、签名，任何可以留下脚印的地方都是我们花心思吸引眼球，表演自己的角落。我们有很多个性化的网络语言、流行图片、炒作的网络事件，一切标新立异的目的都在于表演。

读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理想的环境似乎应该是安静而有温暖阳光的书房或阳台，舒服的姿势和一杯淡茶。总之，不应该像我这样，每天把它装在包里，在去往目的地的公交车上匆忙的找一个座位，在车子的颠簸和噪音里，以及从停车后打开的门外漏进的寒风里阅读。

读书的环境也是思考的环境。当我抬起头来，窗外的街景正缓缓的流向身后，白天的艳阳和夜间的灯火、破败和繁华、喧闹与宁静，以同样的速度，从我的眼帘闪过。我没有完全沉浸在书中的功力，所以我一边咀嚼着作者的文字——这位与我生活在同一个浮华世界里的长者，仿佛冷静而朴实的使用着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一边打量周遭世界，看它仿佛一个涂脂抹粉、艳丽而世故的情人，舞动着衣袖，疲惫而恣情的展示她的孤独。

梅子提到《艺术让人成为人》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本书。我想，它的美妙之处，也同样在于，摈弃了艰深的理论语言和框架式的章目，而是依靠作者的切身实践和感悟，以及任何语言也无法代替的作品本身，来向徘徊于设计行业之外的我，展示“设计”宽广的真义。我相信作者的哲思也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真正的日本文化和设计理念。这也是我第一次怀着前所未有的诚意，赞叹日本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本书的封面大胆的使用了极端朴素的设计。纯白的底色上居中写下书名、著者和出版社的名字，黑色宋体。除此以外，别无它物。读完全书，我发现由于我的大意，书的封皮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痕，它们在白色的书皮上格外明显，还有几个不知是怎么弄上去的淡粉色的小圆点。然而我抚摸着这样的封皮，却感到了原研哉所说的蕴含在“空”之中的无穷变化——白色无物的封皮上留下了我的阅读痕迹，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设计——当然，最初的意图大概并非如此，约略是我多情了。

最后，要再次感谢Alf送给我这本书。 

 

那些黑白的、甚至还有些模糊和斑点的纪实照片让我感动。因为我看到它们的背后，是纪实摄影家在这一瞬间所感受到的强烈的爱或痛苦、喜悦或悲戚。爱德华·斯泰肯说：“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他自己。”这种解释，可能渗透着摄影者深沉的人文主义关怀，也可能出于他们纯粹冷静的观察。

我喜欢黑白照片，尽管我仍然时常不舍得丢弃照片的色彩，然而我仍然觉得，黑白照片的纪实效果最简洁也最有震撼力。就像阿瑟·罗斯坦在《纪实摄影》一书里面说的“黑白照片，相对于彩色照片，具有一种需要观看者自己诠释的抽象品质。......色彩增加照片的画意性质，有时却会妨碍摄影者想传达的纯粹而真实的信息。”

我在公共汽车上读完了这本《呼兰河传》，是一个很冷的风天。这之前，我隐隐的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冬天的故事，果然看到，第一句话——

“严冬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接着是长而详细的描写，寒冷而萧索的呼兰河的冬天。

我抬头看车窗外的天气，倒是很配合。

然而，这只是一个从冬天写起的故事，或者更确切的说，这不能算是一个故事。

萧红的寂寞童年，这样在后园和旧什物中间度过冬夏。这一座寂寞而阴郁的城，几个小人物的平凡命运。这里面甚至很难整理出什么“命运”或“意义”来。日复一日的活着，然后死去而已。证明“存在”的方式，惟有“活着”而已。

另外，我还看到善良和无知的人如何制造一个美好的人的悲惨死亡。这些让我难过，因为我分明看到，这样的谋杀仍在继续着。它们是这样清晰的渗透在现实里，让你我陷入无尽的挣扎，却难以逃脱。

我看到的萧红的《呼兰河传》，两个版本都有着暗红色的封皮。它让我想起凝固的血液，滴落在干裂的土地上，在阳光下逐渐变成暗黑色，永远的留在那里。

圣地，在我们的信仰里，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无从想象，驻留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如何在生存的威胁中、在不断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仍然如此执着的扎根于这片浸染着鲜血与恐惧的土地。“离开这里，就是离开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一个在冲突中失去了13岁儿子的父亲仍然这样说。

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自称“when you have nothing,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的人选择用自杀性爆炸的方式表达愤怒，并为此骄傲。而另一些“do have something to lose”的人，每天在凌晨两点排上长长的队，通过严格的检查，穿过隔离墙，到对面工作。“They wait in line for hours to build houses for their enemies on land that used to belong to them.”

巴以冲突，超过半个世纪。只因为两个民族都坚信自己属于这片土地，但信仰却让他们不可能共同生活在这里。

粗糙的木板建成的隔离墙，在视野中望不到尽头。无论在繁忙的城市还是风景如画的乡间，绵延的隔离墙构成了一道扭曲的风景。

生存的渴望曾像牢固的锁链，但在信仰面前，它变得不再有力量。而信仰，成为枷锁。

现在布什又说，以色列人该回去了。同为基督教徒，他必然理解这片土地在犹太人心中的圣意。然而若有仁慈的上帝，必愿人类忘记他，记住爱。

你得到你想要的，而不在乎其他。那些涌向拥挤而繁忙得令人窒息的、充斥着污染与交通堵塞的城市的人群，也都怀着各自的希望。如果信仰不分高低，那么为之而远离故土的流浪者都有彼此无法理解的执着与牺牲。

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引用歌德的话说，阅读是读者与作者间的一次合谋。我想，我现在这种懒散的生活表示，我已经陷入这个阴谋里了。
我了解（可能只有我了解），我这个从小被称为“听话”的孩子、这个到现在连耳环和衣服都要老妈给买（实在是因为我太懒）的孩子，其实骨子里是个叛逆的人。
许知远提到的两个细节让我感到很亲切：乱糟糟的床和晒太阳。
我想这时我那长期被嘲笑的床一定在感动的老泪纵横。我的床和书桌上永远堆满了杂物——随意仍的书、草纸、脏衣服、堆成一团的被子（现在我把它摊开在床上）。一方面是因为比起狭小的空间，我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床上方的书架已因过度负重而随时准备将满满的书倾泻在熟睡的我的身上。而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对整洁的不屑一顾。虽然时而由于查卫生和找东西而被迫收拾，然而我其实本质上讨厌把自己弄得像乖巧又勤快并有洁癖倾向的淑女。
关于晒太阳：我爱死了晒太阳。这点常被朋友笑做老年人。许知远觉得晒太阳是智慧的象征，这实在很有道理。这无比廉价的方式让人沐浴在这神奇而伟大的恒星的光耀中，接近宇宙和自己的灵魂。如果再有一本好书，就可以继续智慧的畅游了。
许穿着拖鞋在燕园里游荡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大一时认识的一个同样钟爱穿拖鞋的兄弟。于是想，是不是当时该兄已经读了太多的书，或早早的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仿佛我当时对他的鄙夷是有点迂腐了。然而，我期待穿着拖鞋焕发着自由心性的人有着朴实而自然的面孔，而不是玩世不恭和一股邪气。
许哀叹北大精神的衰退。我曾一度惋惜与这个我曾经因为差3分没能考上的学府失之交臂。然而今天我所看到的，是那些可贵的品质，在大众的庸俗气息的裹挟和吞噬中很自然的无一幸免。但我相信还有一些可爱的疯子在四方仍然高唱着圣歌。

吾师云，读《论语》的时候不会感到寂寞。我仿佛看到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又闻”的可爱状。然“事君尽礼，人以为谄”的尴尬也被我遇到了。暗自艳羡那一群闻道解惑、好礼求仁的师徒的同时，也要叹一回今人的寂寞了。

    可爱的古人。给我一百种可能，也没有想过这样的形容。沈复和陈芸恬淡而可爱的生活让我艳羡不已。
    蚊若鹤舞，烟做腾云。拾卵砌园，对月谈情。清贫至如此，仍淡泊财名。携知己佳人，围炉共饮，吟诗作对，不谈八股、政治。此般稚真可爱而又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一群人，伴随着贫苦的境遇和世俗的羁绊，在飘泊而短暂的生命里追寻生命与自然的真美。
  

 <罗马与长安>
   虽然凌沧洲先生把汉唐成为“长安帝国”，并把书名起为《罗马与长安》，不过除了用犀利且入木三分的语言引领人回望帝国的辉煌和血泪，倒是用了大量的篇幅痛斥清朝“腊肉”的恐怖统治。这若是被当年解放了全中国的那一代痛恨封建主义的前辈看到，必当称快。当然，前提是他们自信能逃过凌先生的口水。
  虽然，满清入关是否可与当年蒙古人侵入俄罗斯同比，但文字狱的血雨腥风和言论自由的沦陷，以及因此而使中华民族达到登峰造极的奴性的确要归罪于清朝腊肉，但文革的言论封杀也算是在文明社会里有过之而尤不及。
  在看明日，不知民族之魂魄能否在四海升平的自我陶醉中被清洗干净。
 
<六个瓶子里的历史>
   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可乐。从珍贵到平凡、从风靡到定位于特别的人群和时代，这些最终被称为“平凡”的饮品伴随着人类走上漫长的文明之路。
    
    拍了一张节日聚会上的饮品，一次喝到四种书中提到的饮品也算不易了。
    听装的可口可乐、长城红葡萄酒、菊花茶、加入金箔（很诡异）的青稞酒。
    如同一个人的故事，形形色色的、成千上万的饮品在历史的长河里其实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他们如此独特，以至于虽然被归类，却仍然绽放独有的光彩。 
   
<日本沉没>
   一个民族失去了脚下的大地，它是该随之同去，还是带着伤痛飘泊异乡呢？带着平凡的梦想为幸福日日奔忙的人们，当他们团坐在温和的灯光下，擦拭去一天的劳碌，争吵、欢笑、抑或是安睡，他们会想到必将到来的明天真的回到来么？海浪静静的拍打着陆地，有一天，怀抱里的孩子却要离别痛苦的死去的母亲。

<长尾理论>
   在丰饶经济学下，崭新的经济时代到来了。我们不再仅仅是梦想家。别小看长尾。

 
  也许历史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遥远。
 
  凌沧洲先生的《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让我看到，历史的烙印穿透了千年的积淀，牢牢的烙在了我们的身上。这是任何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无法去除的烙印。它清清楚楚的烙在我们的心上，却从未赢得我们的正视。或者说，我们从来只愿用“勤劳、善良、勇敢、智慧”这样的词汇描述我们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真够智慧的话，让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究竟有几个“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人呢？那几个词，从来都不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写照。曾经奴役人民的帝国至今仍享受着无尽的赞颂。辉煌的文明和英明的帝王，光芒万丈，湮没了耻辱和血泪。帝王的每一次诏令都浇灌了民族的奴性。如今，我们无从考证流传的历史的真伪和细节，回到千古传颂的“盛世”，一睹明君们上万的后宫佳丽、残酷的政治斗争、血腥的文字狱，君王的淫威、臣子的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但是历史的一切都没有淹没在时间的流沙里，它们的一切编织成了我们身上的外衣，一针一线，一层一层。我们穿着它，还以为沉默的历史与自己无关。一度被束缚着双手和双脚的民族从没有感到和渴望过真正的自由，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不过从土地改为了帝王！而今，仍然将“明君”的出现作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理想。而极少的英雄，贡献了我们今日称颂的中华美德，得到的报偿是悲惨的命运。
 
  今天，我们的国人在伪善和麻木中继续着我们的骄傲。我们是多么习惯于廉价的赞美与附和。
  今天，有人扮演着帝王，有人扮演着奴才，有人扮演着末路的英雄。而戏服，早已穿在身上。
 
 

他把生死当作表演。——《夜宴》

忘记是出自哪位先辈之口了，只记得在经管学院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出现在楼梯拐角时，我立刻就记住了。“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如冥冥中某个教书先生的训诫，此后时常在我耳边提醒。于是，这个假期，我更像个古时的读书人了。
 
读罗素回忆录期间，常常掩卷自省，并且暗暗羡慕他那一群声名显赫、智慧超群、个性鲜明的朋友。在那些品评和贡献于时代的人中间，BobTrevelyan的一句话让我很乐意对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当罗素用“如果你有权力毁灭世界，你会这样做吗？”的问题测验他是否是悲观主义者时，他回答：“破坏我的图书馆？免谈。”

（后查明，原句出自李白）